1937年12月12日黄昏，南京城防体系全面崩溃。一个工兵营长为活命，跑到寺庙当和尚，谁知却引起日军的怀疑。关键时刻，营长结结巴巴，竟念起了《心经》！
教导总队工兵营长钮先铭站在中山门附近的阵地上，军装已被硝烟熏得焦黑。
这位26岁的军官有着显赫的学历背景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又曾留学法国专攻军事工程。
可此刻，他手中的花名册上，能集结的士兵已不足编制的三分之一。
当撤退命令层层传达下来时，他带着残部向挹江门方向且战且退。
挹江门早已成为人间炼狱。
逃难的百姓和溃退的士兵像潮水般涌向城门洞，踩踏事故每分每秒都在发生。
钮先铭亲眼看见，他的妻兄、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谢承瑞，就在这场混乱中被挤倒在地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挤出城门后，长江边更是绝望的深渊。
最高长官唐生智为表决心，早已将渡江船只撤走，滔滔江水阻断了所有退路。
钮先铭的士兵们见渡江无望，纷纷四散而去。
他找来几根木头扎成简易木筏，试图顺流漂向对岸，可木筏离岸不久便被急流掀翻。
他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，幸好抓住了一根漂浮的圆木，借着水流漂到了更下游的上元门附近。
上岸后的钮先铭已成孤家寡人。
沿江民房在“坚壁清野”政策下被焚烧殆尽，唯有上游方向一座名为永清寺的小庙还冒着炊烟。
他踉跄着走到庙门前，用尽最后力气叩响了门环。
庙里只有三僧两俗，住持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和尚。
起初，僧人们惧怕受牵连，不愿开门。
钮先铭虽狼狈不堪，但留过洋的气质仍在，他彬彬有礼地恳求，并许诺不连累寺院。
或许是这份儒雅打动了管事僧人，他最终被收留。
老和尚剪去了他的头发，换上僧袍，赐法名“二觉”。
从此，国军少校营长消失了，永清寺多了一个名叫二觉的假和尚。
南京城的噩梦随即降临。
日军开始了长达数周的野蛮屠杀。
永清寺虽地处偏僻，但也无法幸免。
日军小队每隔几日便来搜查一次，专抓混入和尚队伍的散兵游勇。
钮先铭时刻处于暴露的边缘。
一次搜查中，日军将庙里所有人赶出院子，排成一列接受检查。
钮先铭扶着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和尚站在排头。
日军头目狐疑地盯着老和尚，甚至动手翻开老人的眼皮查验。
检查完老和尚，日军的视线扫过钮先铭。
那一刻，钮先铭能听到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。
他双手合十，努力维持着呼吸的平稳。
不知是日军觉得一个年轻和尚不足为虑，还是被他沉静的神态迷惑，竟跳过了他，直接去检查下一个人。
排在队伍末尾的一个男人，因大衣下露出警服的一角，当场被日军一枪爆头。
鲜血溅在钮先铭的僧袍下摆，他亲眼看着那个男人倒在血泊中。
据庙里僧人统计，仅永清寺周围，后来发现的尸体就达46具之多。
为了生存，钮先铭被迫以和尚身份为日军服劳役。
日军征用他运送树枝和绳索到江边。
他后来才知道，这些树枝和绳子是用来捆绑被屠杀的中国军民的。
在寺庙的八个月里，钮先铭身在佛门，心在战场。
他时刻关注着外界动向，等待着逃脱的机会。
1938年8月，转机终于出现。
伪政府开始征收契税，庙里的守志和尚借口辖下鸡鸣寺的地契存放在上海，需要前去办理。
钮先铭便央求守志带他同行。
守志利用人脉帮他搞到了从南京去上海的通行证。
8月11日，钮先铭在南京下关火车站登车，成功逃离了这座死亡之城，回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家中。
同年9月，他辗转抵达武汉，重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。
钮先铭的传奇并未就此结束。
他重返军界，历任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处少将处长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等职。
1945年抗战胜利，他以军政部南京战俘管理处长的身份，参与了受降与接收事宜。
1949年，他赴台任职，历任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、正中书局总编辑等职。
1996年，他在美国洛杉矶病逝。
这段在佛门避难的经历，成为钮先铭一生最特殊的记忆。
1943年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对他的专访，此事才首次公之于众。
曾担任日军“中国派遣军”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，在回忆录中提到曾在鸡鸣寺与钮先铭邂逅，却未能识破其真实身份，为此深感“惭愧”。
文学家张恨水和崔万秋以此为蓝本，创作了小说《大江东去》和《第二年代》，让这个故事广为流传。
1971年，钮先铭在台湾出版自传《空门行记》和《还俗记》。
由于经历过于传奇，很多人将其当作小说阅读。
直到1980年代，大陆开始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，钮先铭的经历才重新受到关注。
那个曾在日军眼皮底下念着《心经》的年轻军官配资服务平台，最终用文字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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