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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于1952年，几乎经历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困难时期，我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最为深切。
所以我认为是改革开放救了中国，救了我们这个国家。
我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件特别大的不得了事情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。一切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讨论，唯独能把吃饭问题解决了，就是天下一等好事，千古变革的大事。
从我出生有记忆的年月起，榆林人的吃食就一直非常的困难。要说关于饭店的记忆，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了。在我小的时候榆林街道上只有很小的饭铺，名叫工农食堂或国营食堂，也没什么店铺，卖的最好的饭，就是粉汤、素烩菜和玉米馍。
要说吃得最好的在我的记忆中，就是我大姐出嫁时，吃过一顿杂烩菜，就是榆林人说的连毛杂烩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何志铭的姐姐和妹妹们编辑
展开剩余92%说到老榆林十二件、拼三鲜、吃席、豆腐宴、羊道，这都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了。所以，我过去忧心忡忡，那时候好多东西被毁灭了，觉得特别的痛心。其实人的再生能力特别强，如今有些又都挖掘恢复了，真是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饥饿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童年，国家困难时期。路遥有一篇小说，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，他把农村的困难应该说写得很充分。后来他常对人说：“人到什么时候，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？该多好啊。”对饥饿的记忆路遥写得最真切。
何志铭（左二）与路遥的父亲、母亲、妹妹 1993年10月编辑
我们家虽然是榆林的城市居民，但也好不到哪去。街道办的公共食堂，虽然是用了我们家的房子，仍然吃饭要交费。我们交不起饭钱时候，最多曾有三天都没有吃过饭，三天没有吃过饭，现在人能体会一下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？
父亲心疼，看着我是男孩子，偷偷的把我带到街上，用身上唯一的两毛钱，给我买了一碗粉浆饭。当时不让自己在家里做饭，半夜的时候一家人偷偷的把窗户堵住，在锅里煮一点自己挖回的白菜根吃。公共食堂买回的一盆稀饭，一会儿就让娃娃们抢光了，我妈只能喝涮锅水。
我的母亲编辑
那些公共食堂的管理员们，吃得红光满面。导致了我一生厌恶这些管理员的平庸之恶，包括后来我在西影食堂帮厨，也是这样的感觉。
那时候，城市居民都吃得供应粮，每人平均28斤。每月买粮食要起很早去排队，粗粮很多，细粮很少。因为种类多，所以要拿大大小小、许许多多的口袋，用钱来买粮。
因为网上炒股配资人普遍营养不良饭量大，粮食半月就吃完。
没办法就去城外庄稼地里，在农民收获过的土地里，偷偷去刨蔓蔓（土豆），偶尔能够刨到一两个蔓蔓那种欣喜之状，至今难忘。
可是有好几次我刚得到一点蔓蔓，在返家走的路上，却遭到看地人的追打，用柳条抽打我，并且踩碎了我的筐子，我坐在地上放声哭。
过去，我们家有10口人就得有十缸酸白菜。要从今年的秋冬吃到到第二年的春夏。现在，这些大黑瓷缸都退休了，从农村到城市，那些烂房子里到处扔着老瓷缸。那些收购老物件的人，高兴坏了。
那时候，人饿得不行，从乡下亲戚家要了糠，吃糠后拉不下来，七八岁的我，让奶奶用大竖柜上铜钥匙往出勾，捅着我疼得放声哭。
我的祖母编辑
家贫，我九岁才上小学，穿着我妈妈在胳膊肘上补羊皮的黑棉袄，跑在贾盘石上巷第四完小念书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悄悄地告诉我说：最近农贸市场又放开啦！他高兴地让我们都笑了。但是时间不长，他又告诉说农贸市场又关了，挣钱和吃饭又麻烦了。
1963年，我最小的弟弟出生，家里实在没有粮吃，趁着父亲不在家，我母亲用二升小米，把我弟弟换给了乡下人，父亲回家知道这个事情，二话没说追去了。连夜把我弟弟抱回来了。据榆林老人说，抱回来了孩子，一般都很难养活。我的小弟后来活了40多岁就走了。
我的小弟编辑
1964年，我爷爷去世了，在入殓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把我爷爷的寿衣、被褥，剪破，再倒上菜油。后来我问父亲才知道，这是生怕盗墓贼盗取寿衣转手再卖。
我的袓父编辑
乡下舅舅在村里河畔上采集了蒲毛，装在褡裢里卖给城里人壮枕头。总被人说成是坏分子，挨斗。
一天，舅舅在街上，遇见了我姐，他向我姐姐要五分钱，我姐姐当时不好意思，身上也没有零钱，没给。不久舅舅去世了。姐姐想起这就心痛不已。
后来，舅母一家人饿的不行了，在生产队又开个介绍信，一家人拖儿带女地向内蒙古方向流浪，最后落户在地广人稀的巴彦淖尔盟。
如今，我常常路过我岳母家巷子，看着垃圾桶内倒的豆腐渣，冒着热气，我发呆，在过去，有点关系的人家才能挖到一点豆渣。
1966年，我14岁，小学毕业。要上中学时，家里拿不出三块钱的学费，我从此辍学。
何志铭少年时代 1967年编辑
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，榆林群众组织开打，我是个饥饿的小孩，给他们帮忙，为混的能喝碗稀饭，吃上一个平时没见过的白馍。两帮人在县招待所撕打时，我特别的好奇，那一天，我从刚塌了招待所南墙的破洞里偷偷地钻进去院子。一看，原来正是招待所的大灶房内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居然有一大锅烩菜，正冒着蒸腾的热气，但是，上面漂浮了一层房顶上塌下来的土渣。锅台上还有许多用弹弓打进来的滚珠铁螺钉。我觉得多么可惜了一大锅烩菜啊！显然他们正准备吃这近百人的一大锅烩菜时，仓皇逃跑了，我看着这一大锅菜，嘴里无奈地嚥下了口水……
多少年后，我坐在西安家里的餐桌前，想起这一锅烩菜，不由自己悄悄地抹泪，妻子问我：“你咋了？你咋啦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没什么！”我什么都没说。
1971年9月，西影招工是去食堂当伙夫，我心一撗想，还是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，那年我十九岁。
何志铭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前，离开榆林时所摄1971.9.编辑
人青春期的身体和体质，往往决定了人的性格和命运，包括后来的疾病健康等等。吃、住、行，都是要人命的大事，对于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大器。老百姓就是靠这些活命，人民活好了，一个国家才有希望。
在榆林瓦窑沟巷出生地留影编辑
我们家开始在榆林城老街后边，瓦窑沟上巷。后来逐渐向南移到后水圪坨上巷，最后1965年春天，我二叔和三叔分别从横山、鱼河搬家回到榆林，我父亲是老大，只好把水圪坨上巷三间南房让给了他们，我家挪到了定惠寺上巷18号院，我舅爷的破房里。
现在，偶尔路过时，我也会绕着去凭吊一下老地方，如此，全坍塌几乎夷为平地，我徘徊在砖块瓦砾中，忧思难忘。
何志铭在榆林定慧寺十八号住过的旧址编辑
那时候，家里将近10口人，就住在两间大约30平方的房子里，一到下雨天，房子就漏水，地下也没有砖全是坑，家里面还打着伞，放着大盆小盆儿在接水。
榆林人住的很像北京大杂院，大门一般在东南方向，厕所就在西南角，百十来口人，所有的污水也都倒入大茅坑，娃娃们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。
住的问题和人口有极大关系。五十年代，政府鼓励产生生育，到七十年代，二十年后进入成人期，要成家生子，于是人口爆涨，榆林人开始向四合院下手，家家在四合院里盖小房，老房门窗大改全部移到房檐下。又加上防修备战，挖战壕，地下再挖防空洞，地面盖小房，家家拉砖，榆林的四合院基本毁于这个时期。
榆林远离省城，交通和出行问题，一直就是一个大难题。
我小的时候，地方百废俱兴，从南门出去的南大道，似乎年年都在修路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总是从坟墓的群里穿过。公路边的水壕里，就有掉下来的是的死人骨头、骷髅。抬头望崖上有半截朽木棺材板，吓得我们这些小孩，很是恐惧。
在我父亲那个年代，常听他说到西安、铜川送马上火车，要步走十八天的大马站，也就是说有18个古代驿站，从榆林到铜川的路途，然后上火车把马转送到外地。
过去人全靠步行，坐不起车，靠着背、扛、挑。我父亲去内蒙打工，都是挑一担行李，我送他一直到城北，过了镇北台的谢家坬。
我辍学后，跟着父亲打工，学会了提泥包和糊仰尘(顶棚)。我是我们家弟兄中和我父亲相处，干活时间最长的。
我和我父亲当小工远去了巴拉素，那一次工地赔钱了，父亲和我半夜偷着往榆林跑。当天黑时到了泡驴坬，照见城中灯火时，却黑的看不见路，只好当晚蹲在烫人的火炕上，䓁到天亮才回家。
十七岁那年我在响水下了车，然后跟着父亲背毡卷，去横山的高镇当小工。从那一次，我才知道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里路？
何志铭在导演纪录片《李鼎铭先生》时编辑
从榆林到鱼河堡八十里，就是一人一天正常的步行的距离。可我们去这高镇的路，一天走到120里路，我的脚腿都肿了。我不停的问父亲到了没？父亲总说一句话：“翻过这个山就到了！”只是过了几座山再问，父亲仍然是这样说着，”“马上就到了！”
当天晚上歇在韩岔车马店，我腿肿的无法入睡，整个一个晚上听着水磨边跌水哗哗地响了一夜，借着灶火口的火光，听一个同炕的腿跛的放羊人讲他，参加兰州战役激战受伤流血的故事。
出这一次远门后，我才真正的算长大了，知道活人的不易，再也不留恋少年时代手里玩得那些棍棒了。离开榆林才真正懂得榆林，我十九岁离榆林，乡愁萦绕了我的多半生。
何志铭在最后离榆林时院子门口留影编辑
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到西安，要坐三天汽车，还需在铜川上火车才能到西安。
刚开始不让回家过年，能到让回家过年时，往往又大雪封路，连车票买不到，我只好赶到了咸阳去，上了火车连个缝都没有，我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西安。
那时候，没有西安直通榆林的车，只好坐火车要绕到山西介休后，连夜再坐卡车到绥德转车回榆林。那一段正是吕梁山最冷的寒冬雪夜，到绥德下车时，人脚腿冻僵，弯得打不直了，俩人架着胳膊双脚才落地。回家一进门腮帮冻得连话都说不成了，捂着脸，一挥手就爬上了热炕锅头，先往过来暖人要紧。
在过去那个年代，很难想象有一天个人会有汽车，我结婚的年代就推着几辆自行车，都觉得很牛很牛了。我常想，过去我都不知自己丢了多少辆自行车了。
现在，我常看到街边的共享自行车，一排排地倒在风雨中，都没人理……
何志铭在雪天拍片编辑
过去榆林属于高寒地区，冬天非常漫长，春天不停地刮风，刮的门窗如烂鼓敲响，风沙把人刮的眼睛难睁开，许多人得了沙眼病。
直到现在，我还常在梦中听见小时候风刮窗户“啪啪”响地的声音。
上学娃娃们手背手指都冻烂，红肿化脓流黄水。为了取暖孩子们一下课就相互撕打着取暖。
一双老毡窝子编辑
有的人穿着沉重的毡窝子，耳朵上还戴兔尾巴圈防冻。
榆林城娃娃们无论贫富，都有这样的事情，从青云山煤矿，秦庄梁煤矿，也叫人民煤矿拾煤渣的经历，从这年秋冬到第二年秋冬，要够一家十多口人的做饭和取暖用煤，每次背五六十斤， 从我姐姐到我，我大妹，我们三人都拾过煤渣。
冬天娃娃们衣衫褴褛，风和煤沙灰土扑在脸上，鼻孔下全是黑的，个个形同叫化子一样。
何志铭 拍摄 1986年榆林芹河附近的孩子们编辑
那时候秦庄梁煤炭地势高，向榆林城望去，万家屋顶，冒着煤烟，天上全是一层厚厚地黑云，云里又传来一阵阵嗡嗡地响的鸽哨声。
那时候家里洗澡条件不具备，娃娃大人身上都有虱子。加上吃得又不行，小孩总有蛔虫总闹肚子。
过去榆林城是半城工匠半城商，工地很少、要有关系才能上工干活，商业更不行。我妈常说：有屁股还没有挨打处！
我的母亲编辑
我的父亲编辑
但是，富忧愁，穷乐活。穷且愈坚，无论生活何等艰难，人们依然是报之以歌。艰难的历程，伟大的变迁。
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改革开放40年。个人命运，其实是国家命运。
改革开放解决了劳动自由、流动自由、私人财产受保护，个人可以成为企业家，有财产继承权。企业家可以入党，进人大、政协，在政治获得了新生。
现在时代最大好处，是把个人价值全体现足了，社会相对公平。再者就是文化成为一切事业的支撑力量。
但是，我们还是要记住这句话：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们从没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。
因为，只有不断地反思历史，我们的国家人民才可能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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